最近，我到四川、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农村作了一系列调研。结合调研情况，就“两个趋向”或者叫“城乡一体化”谈几个问题。
第一，两个趋向的阶段性问题。两个趋向到底是一个产业目标还是一个收入目标。我们回顾一下最近改革开放10多年、20多年来的历史。从最近10多年的变化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就在搞以工哺农，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获得的收益中出1％或者2％反哺农村，当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从总体上来讲，当时经济恐怕还没有进入两个趋向的阶段，但在局部的发达地区已经抢先一步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不少经济落后地区，人均GDP别说到了1000美金，连2000人民币都不到。因此，两个趋向的阶段性非常不平衡，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既要积极地推进，也要有清醒认识。不能以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城乡统筹或者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落实两个趋向或者叫城乡统筹必须有一个过程，把握好阶段性。
第二，产业转移的把握问题。去年我们观测到农村劳动力跨乡流动3个月以上全国有1．026亿。这1亿多农村劳动力再加上他们带的家属，比往年明显上升。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来流去，是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长期趋势看肯定是，但是不是一种最经济、最理性的选择就很难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可不可以用产业转移代替?现在，发达地区的低端产业，如纺织行业，不仅土地受限制，去年珠三角长三角还相继出现了民工荒，怎么做大、做强?这次我到苏南地区去调查发现，不要说熟练工人，连年龄段相对合适的女工都难招到。同时，能源也是个大问题。在这种发达地区继续扩大低端产业是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我问了一些企业家、地方政府，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说肯定向苏北转、向内地转。我们讲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西部开发，都需要产业支撑。现在东部地区的低端产业，如纺织、食品加工行业，向中部、西部转移是不是个良好的契机。两个趋向或者说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走劳动力转移还是产业转移路子需要引导和权衡。
第三，农业现代化应予以足够重视。农业与非农产业，怎么解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不能设想非农产业非常发达，这条腿很长，农业比较落后，这条腿很短，那么走起路来就是瘸的。两个趋向也罢，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也罢，一定是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张牌一起出。传统的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农业没法搞现代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农业规模化水平有所提高，留下来专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有个分工、分业问题。最近几年农业机械化推进形势不错．而在前些年推不动，推而不广。这两年没怎么宣传农业机械化了，农业机械化速度反而发展很快。小麦收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收割，去年是一亩25块钱，今年由于柴油涨价到30块钱一亩。但是农民愿意机械化收割，换人工活，价格不只30块，因为现在务工成本上升了。
第四，节约资源的问题。现在农村经济发展，尤其工业化发展，资源节约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城乡统筹过程中，资源利用是可以有文章可做的，抓村镇建设是个很好的起点和契机。从苏南地区到上海，现在不少地方正在搞村庄撤并和乡镇撤并，在节约资源、节约土地上做文章。通过合并一些相对分散的自然村，实行相对集中，从合并的自然村置换出来了大量土地，有的恢复农田，有的征用，并从征用费里拿出来一部分资金改善村庄配套设施，补贴农民盖新房。既节约了土地资源，又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第五，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问题。工业化也罢，现代化也罢，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过渡都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相应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四川的农民到了上海打工，现在讲农民变市民，但他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上海市民，肯定需要一个过渡。比如先到上海的郊区落个户，有本事的话，过两年再成为上海市民。从这个角度来讲，包括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包括我们现在讲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就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外乎对低收入、医疗，包括救助，养老，有没有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现在什么东西都讲平等，我以前也讲这个观点，平等就业，平等医疗救助，平等教育，但是我感觉做不到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更必须、更可行。
最后，政府主导的问题。在城乡统筹过程中，包括落实两个趋向，政府的作用怎么发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依靠市场就能够办好的事情，政府一定不要包办代替，而且该政府做的事情一定要做起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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