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四中全会锦涛总书记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各个部委都很重视，发改委领导要求我司对这个问题做些深入研究。“两个趋向”实际上是讲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和农业两大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资本和要素在两大部门之间再分配的关系。今天，借此机会谈一点对“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理解和体会，把一些初步认识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第一，“两个趋向”符合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主导部门是农业，国民收入基本由农业创造。随着人们温饱问题的解决，恩格尔系数下降以后，人们会产生新的需求，就需要工业制造部门来满足，这就有了18世纪后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兴起后，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间的产业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来越大，巨大的部门间收益率差距就把农业要素吸引到工业部门。这个过程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支配和调配资源，也有政府的主观意图。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地主课以高额税收，前计划经济国家扭曲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环境，体现在我国就是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这套体制推动了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就是总书记讲的在工业化初期是农业支持工业。按道理，资源转向非农产业后，总要有那么一个临界点，在这点上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应均衡化。但由于农业是受自然因素约束的产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比想象的要慢，这样就有了现实矛盾需要解决。比如怎么进一步提升农业的竞争力，怎么防止劳动力过速外流后农村社会凋敝等。于是各国工业化到一定阶段，都是政府采取政策对农业实施支持和保护。这就是总书记讲的“两个趋向”的理论脉络。
英国工业革命50年后即19世纪中叶，制定了第一部农业法，国外粮食在价格低于本国粮食价格之前不许输入。到20世纪中期，英国又制定了新的农业法，这就是英国和美国的新农业法，即20世纪30年代后的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近代史上对农业给予巨额补贴的先河。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工农业结构变革很快，1950年农业就业劳动力是48％，和我国现在差不多(我国现在是49％)。仅过15年，196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就下降到了25％，下降了23个百分点。1961年，随着工业化的加快，日本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就是两个目标，一是均衡城乡收入，另一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日本对农业的高度补贴不得了，大概没有其他国家能跟它相比，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都是国家各种收入转移支付过去的。韩国从1971年开始搞新农村建设运动，也是反哺农业的过程。台湾地区是1974年搞农产品价格保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也开始全面对农村有巨大支持。纵观历史，总书记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对中国是不是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做出判断，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最早提出两大部类之间关系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刘易斯。他讲有个现代的城市部门，旁边有个很落后的农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的结构转换就是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现代城市部门输出。拉丁斯•菲顶汉又把刘易斯的观点进一步模型化，加以完善。他认为随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转移到一定时候以后，两个部类之问的生产力就拉平，这样农业部门又成为一个现代部门，农业部门就从过去的受挤压部门转向一个接受补贴或援助的部门。美国有一些统计学家，如钱纳里等人，也是做大国模型，也把工业化分成初始、中级、高级三个阶段，都是在论述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国外学者专家这方面论述很多。我们查到国内较早论述这个问题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冯海发，他把工业化阶段划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给出了阶段转换的一些中点坐标。如工业化从初级阶段转向中级阶段，农业劳动力应下降到55％以下，农业和工业的GDP比例应该是六四开，城市化率应达到35％以上，GDP应达到700美金以上等。从中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又给出一种指标，农业劳动力比重要下降到35％，城市化率应该是50％以上，GDP是1500美金以上，工业和农业产值比例应是75：25等。给出这么一组终端标识的指标．然后他说在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到了中级阶段应该是两大产业的平行发展，谁也不支持谁、谁也不吃谁，到了高级阶段，就应是工业反哺农业了。这是冯海发的意见，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在1986年。
而后，经济学界很多人对冯海发的文章发表不同看法。比如樊钢就认为根本不存在谁支持谁的问题，完全是个经济过程，完全是部门之间的收益率来调节的要素在两大部门之间的流动。我理解樊钢的意思是，政府不应该把两大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设定为一个目标，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过程。林毅夫也是这个观点，去年他有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还不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里面最重要的要点就是反对给农业补贴。还有好几位吧，反正这是一派。还有一派，比如农业部政策中心的柯炳生、国务院农村经济部的韩峻等，认为到了这个反哺阶段，应该开始支持农业了。我认为，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个非典型过程，和钱纳里模型相比，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最大特点是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在同等人均GDP情况下，中国工业化指标都是很高的，如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等；而相对的就业指标就明显偏低，像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所占劳动力比重等。因此，用冯海发的一组数据套中国情况，就会发现你自己处在一个尴尬地位。因为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现在是14．6 9／6，已经很低很低了，应进人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了。但是一看就业指标不对头，农业劳动力占的比重将近60％，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偏早阶段，甚至可说是工业化初级阶段，又远远不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所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非典型性告诉我们，如要用一组指标来套中国的实际，就说不清楚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中国总体上开始进人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道理如下，一是中国农业已经结束绝对短缺时期，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资源和需求的双重约束。但凡农业进入到这个阶段，其总体收益率肯定是下降的。二是中国农业开始进入农业成本加速上升阶段。我国现在农业成本平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这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人多地少、水少等基本条件、国情、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成本低不了。三是中国两大部门或叫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恐怕在未来可展望的10～15年内很难说是缩小趋势，去年是3．23：1，搞不好2010年是4：1。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是不是我们有些人口就要被甩到现代化、工业化以外去?在我看来，在未来20年里，中国农业、农村最危险的是两件事：一是今后20年国民经济还是高速增长，但农业能不能支撑得了?再有一个就是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很剧烈的时期，有些人会不会被这趟快车甩出去，就是弱势群体，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因此，要防止一个是产业断裂，另一个是社会断裂，或者叫产业断层、社会断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总书记讲“两个趋向”，我以为其意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条件?应该说现在总是比过去好多了，上午胡司长讲了去年财政收入2．65万亿，1998年我们财政收入才1万亿，才几年就26000亿了，应该有条件支持一下农村了。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观点。
第四，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找不到一个截然分明的转折点。这两个政策趋向在一段时间内是会并存，是一个交替的过程。不是说今天是农业支持工业，到明天突然就变成工业支持农业，这两大政策趋向在一个时间段内会重叠，同时都存在。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农业支持工业，好像看起来统购统销被取消了，暗税没有了，实质上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还是被扭曲的，这本身就对农业不利。过去是低价拿农民的农产品，现在是低价拿人家土地。有人算过，从1953年搞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通过低价拿农产品从农民头上拿走4000亿元，也有算6000亿元、8000亿元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低价从农民身上拿地拿走的有2万亿元，这是我见到的最低数字，多的有说6万亿、7万亿的，远远比低价拿农产品还厉害。还有低价使用农民工，算不算剥夺农民?
所以，不要认为总书记已经讲“两个趋向”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反哺。实际上，第一个事还没搞完，农业支持工业中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完。当然现在已经存在工业反哺农业了，上午胡司长讲了，去年财政对农业支出了2600多亿，过去有农业税，现在取消了；过去农民种地哪有什么补贴，现在有两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流通环节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补；过去农村是农民的事农民办，财政是城市财政，现在也开始惠及农村了，财政新增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支持“六小工程”、教育、卫生等。确实已开始工业反哺农业了。因此，我认为两大政策趋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交替的，同时存在，无非是农业支持工业的趋向从强到弱，而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向从弱到强的过程。这是我讲的第四个观点。
第五，工业反哺农业也得分阶段逐步搞，不可能一下都给农民。农民现在很高兴，下乡去调研，农民跟我说，“自古以来种地哪有不收税的，现在不仅不收税了，还给补贴，胡锦涛总书记万岁”。去年对农民的补贴总共加起来是450亿，9亿农民无非是平均50块钱，整个收入的比重很小，去年农民人均收入是2936元。和日本农民大部分收入都是政府补贴的相比，就差老鼻子了。我觉得，对农业的反哺一定要注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反哺只能是集中在产业上，目标是为了提升农业的生产力，而不可能惠及农民收入，不可能以平衡城乡收人作为反哺的目标。这个现在根本达不到，财力达不到，从政策的倾向上这么做也不对。反哺肯定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第一阶段应该是重点支持农业产业，第二阶段(比如说15～20年以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30%以下时,我们才有可能拿出更多钱来平衡城乡收入，才有可能把平衡收入支持作为反哺的目标。因此，在现阶段我认为补贴的方向是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地区上重点支持中西部，人群上重点支持贫困人口。主要目标是防止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现代化的快车甩出去，变成弱势群体，变成社会上没人照顾的人。
第六，工业反哺农业的准确定位。我认为现在农村政策核心和主线仍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工业化。要加速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这是主线。而工业反哺农业，某种意义上讲，要非常谨慎地处理好和工业化的关系，否则要出事。因为转移劳动力也好，工业化也好，是以效率为目标的政策，工业反哺农业从某种意义上是以公平为目标的政策，这两大政策一定要把关系处理好，不能让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影响了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否则就本末倒置了。一定要明确工业反哺农业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使现代化的过程更平稳，用不好会影响现代化。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系编者所加。
|
